6月5日下午，跨文化传播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威尼斯9479最新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姜飞教授应邀做客“暨南云讲坛”，为威尼斯9479最新师生做了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传播生态》的“云”讲座。本次讲座由威尼斯9479最新教授、硕士生导师彭伟步老师担任学术主持。
2019年12月份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逐渐成为广受世界关注的社会议题。在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时，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疫情却呈现出蔓延的态势。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尚未结束，但我们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有必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推敲疫情期间的相关实践，梳理“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传播生态。
什么是“传播生态”？
讲座伊始，姜飞教授首先界定了“传播生态”这一概念。“生态”是系统论和控制论视角下的一个完整概念，是指横亘在国家、地区甚至世界之上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只有达到一定量级、影响人群数量达到超大规模的灾难才能称其为“生态灾难”，比如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与货币、武器并列，信息是构造并决定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要件，并且信息愈发走向中心地位。而传播生态则从生态学视角透视传播技术、产业、政策、法律、理论的现状和趋势，并呈现休戚相关的联动态势。
什么是“全球传播生态”？
姜飞教授认为，当我们谈及信息的传播时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信息的物理边界。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了全球的互联互通，信息的传播首先也要跨越物理边界，在信息传播的基础架构之上，通过各种媒介终端实现信息的物理“位移”。二是信息的文化边界。信息跨越物理边界实现国际传播之后，还需要跨越心理、历史、社会等文化边界，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从学理上讲是从国际传播向跨文化传播的跨越；从现实来讲，是从信息传播向全息传播的转型。
姜飞教授通过一张“飞机图”直观呈现了全球传播生态系统“一体、两翼、多变量”的复杂格局。这一生态系统的一侧是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另一侧是全球传播素养和理论。在资本、政治、经济、军事、政策、历史、文化、战略语境的综合作用下，物理边界和文化边界共同构造了全球传播生态，形成全球传播格局。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传播生态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应该如何看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呢？姜飞教授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从历史视角出发，姜飞教授梳理了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战略和实践。他分析了美国的传播态势，疫情期间美国政客全员动员，在全球传播领域向世人证明了美国对全球传播的重视。
从历史实证主义视角出发，姜飞教授为我们梳理了三次国际传播浪潮，揭示出全球传播与各种形式的争战互为语境这一规律。在这一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传播其实是美国国际传播攻防体系的一次集体演练，传播的实质，即舆论战的实质，就是无硝烟的战争。纵观美国的全球传播战略，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完成了全球传播格局第三次传播浪潮的重新定位，攻防体系已布局完备并进入实战阶段。疫情期间中美之间的舆论战便是一大佐证。
新冠肺炎疫情令美国遭受重创的同时，中国却呈现出不一样的图景。中国将信息传播新技术运用于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实现了信息生产渗透下达和信息跨越层级边界上传，这将推动全球传播从“中国玩家”向“中国玩法”的转型。
在微观层面，短视频实现了疫情的高速高效传播，Vlog将UGC纳入新闻专业生产视野，“大数据+云服务+App”的模式实现了“媒体+政务+服务”三融合。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有效实现了信息的即时、通讯和互动。
在中观层面，中国实现了由被动监管向监测预警、由单一管理向系统管理、由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在宏观层面，中国利用信息传播基础结构重塑了治理生产力转化的新焦点，致力于打造中国的信用传播和传播信用。用关系律的方式，借助大数据分析探索事件之间偶然和必然的关系，实现全国信息的联动和中国国际化媒体在全球范围内价值权威和关系链条的重组。
综观此次中国在新关肺炎疫情中的实践，可以看出传播治理在中国时代主题变迁中的位置不断上升，传播治理已经汇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国际传播已经进入中国全球化治理进程。
针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应该如何讲述国际传播这一问题，姜飞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新媒体已经从基础媒介更新、传播终端创新进入到传播理念革新的关键阶段。后疫情时代，中国通过信息传播、国际传播秩序、国际媒介秩序的介入，实现了全球传播信息基础结构平衡角色的转型，中国国际传播战略布局正在稳步成形。在第三次传播浪潮中，中国全球传播主体出现了大规模的更新和变迁，进入跨文化传播的全媒化和全民化阶段。
姜飞教授提出，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国际传播变局，在传播技术、传媒产业、文化政策、国际传播理论和国际传播格局方面都面临着新的转型。
讲座结束后，聆听讲座的师生就“疫情时期中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表现”“后疫情时代如何提升媒介素养”“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媒体的疫情舆论战攻势”等问题进行了互动，姜飞教授认真解答了大家的疑问。最后彭伟步老师对此次讲座做了总结，他认为后疫情时代，中国正面临国际传播生态格局的新变化。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国际传播力的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茉宝（供稿）
